十年「九」

父亲回到江西之后,没有随我一同返回上海。已经办理了退养的他(退养拿的工资比正式退休要少),需要另找一份工作,以便维持家庭生活的开销。由于他的朋友,社会关系都在江西,因此留在江西找工作会更容易。两个月后,是2011年的冬天,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感叹,一家三口,如今零落四方,令人悲从中来。不用说远在江西的父亲,因为居住条件的限制,即使是在同一座城市的我,周末也很少回外婆家,常常是母亲利用空闲时间给我送些吃的,我们才得以短暂地见上一面。

大学生涯对每个年轻人而言,大概都算是一段崭新人生的开始,新的生活状态,新的人际关系,甚至新的操作系统⋯⋯即使是日后如此熟悉的校园,在头一天晚上和室友散步时,还让我产生了一种“好大,好容易迷路”的感觉,仿佛大学真的需要更大的地域才能容纳更多的学问。九月的夜晚天黑得越来越早,光华大道的路灯照在梧桐树叶子上,在柏油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的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这种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空在那里,而不是我已学会飞。

刚进学校没多久,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我记得那一天各种社团在本部的排球场周围摆起了桌。坦白说,这里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通过招新我了解到勤工助学部的存在,并且这是最吸引到我的社团(机构)。有些奇怪的是,虽然我对家庭的经济状况一无所知,但却会被勤工助学这四个字吸引,也许在我内心深处,一种独立的声音正在萌芽。不过自己那时懵懂无知,连这个部门的职能都不清楚就递交了申请。后来在叶耀珍楼面试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为其他同学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信息的机构,和我最初设想的打工完全是两回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

在春游楠溪江的途中,路宿岩头镇丽水街外的一家民宿,老板娘年近半百,体态颇具福相,大嗓门,笑与不笑,一对眼睛都弯成月牙儿。相谈之下得知她三年前刚刚回到了山灵水秀的故乡,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她有十三年在山西度过,九年在济南,几乎已经成为了半个北方人。她和丈夫育有二子一女,都是大学生,叫街坊邻里很是羡慕。

十九岁时,她和丈夫离开浙江,去闯荡北方。丈夫是木匠,后又从表哥那里习得油漆的本领,于是便能够一条龙供应家具了。山西民居普遍有院落,家具偏大,动辄长达四、五米。光景好的年头,八、九十套家具如流水般从夫妻勤力经营的铺子去到家家户户的门扉中。她离开山西的那天,邻居们潸然泪下,依依作别,宛若失去了多年相交的挚友。没想到还乡的衣锦尚未光耀,就沾湿了异乡的泪滴。

她为我们制作了四素一荤,清淡又新鲜,正如她诉说的北方往事。

她常说的两句话是:

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闯一下。

做生意也好,做人也好,要大方一点。

第二个春天

去年母亲买了一个风信子的球茎,约摸一个成年人的拳头般大,它在我们的期待中顺利地开花。风信子花香浓郁,即使只开一朵,也是满屋芬芳。转眼又是一年,母亲把球茎拿出来,她说,今年的球茎好像比去年小了很多。因为之前,我听同事说过,风信子可以反复开花,所以不以为意。我说,肯定还能开花。

所以它在我们的期待中,被放回去年的那个水培容器。我们等待了大半个月,眼见洁白的根须渐入清水,眼见瘦长的翠叶缓缓蓬勃,唯独不见的是一枝独秀的花茎。我把它放在阳光下,在每天早晨八点,那是我书桌上最好的位置。到了十点以后,母亲会移动容器的位置,以便让上午的阳光更长久地照亮它的呼吸。同时,我时不时地调节球茎底部距离水面的位置。如此往复,我们的信心逐日失去,有一天母亲信誓旦旦地说:“肯定开不了了。”我心里难过,上网打探一番,果然看到有人说,风信子第二年很难开花,不如直接丢弃。

二月,一天早晨,我照例来到窗边,一抹瘦弱的淡绿从叶子的包围中探出了头。在它的顶端,未放的花苞攒在一块儿。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接下来的日子里,花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生长,球茎则日渐萎缩,到最后甚至完全落入水培容器的窄口了。我不得不将整棵植株依靠在瓶口。它像一位迟暮的美人,在雪地上吐出一串猩红的梅花。

唱过的歌里花谢花会再开,可我们度过的第二个春天,也许是最后一次看你容颜娇艳。这涉及到一种态度,耀眼地活一天,还是平淡地度过一生。

十年「八」

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性格上有截然不同,但在吃苦耐劳这一点上没有差别。母亲为我们一家如何在上海安顿费心思量,其实父亲也没有闲着。在我高考结束后,他立即开始工作了。这也是一份朋友介绍的工作,在嘉定的某个工业园上班。一天清晨,他和母亲在火车站附近坐上了去往嘉定的公交车,母亲因为担心父亲有语言上的沟通问题,一路送行到终点。经过将近一个小时,两人下车,然后步行走在杂草丛生的工业园区内,这才抵达了工厂。不论嘉定,即便是陆家嘴,那时候也只是几条交错的荒凉公路和孤高冷艳的东方明珠,断没有今日的繁华万千。对一个城市的新移民而言,陌生和荒凉是不同的障碍,前者在理智上令人恐慌,而后者则是情感的敌人。不知道那一天,走在异乡的荒郊,两位老人心中有怎样的感受。

父亲决定去上班了。他每周一出门,周六回到外婆家,上海这个城市的大,他应该是早有体会的了。早上四点,母亲起床做早餐,食材有时是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早餐后,父亲赶往火车北站搭六点半的班车,他走了母亲便可再睡一会儿。对于那趟班车,父亲的印象是:闷热的小面包车。

这家位于嘉定徐航镇的卫生纸工厂,设备刚刚到位,父亲主要负责机械调试,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九点或更晚。对工厂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厂房高度通常都在两层楼以上。这里,工人们睡觉的地方就是二层隔出来的一排房间,父亲和另外一个同事两人一间,屋子很小,有一个透气窗,却压根不敢开,因为车间里强烈的化学品味道令人头晕恶心。夏天的夜晚又是如此燠热,人在密闭狭小的空间内是很难入眠的。而外廊的门也不敢打开,因为蚊虫永远密密麻麻,洗个澡或者上个厕所,立刻一腿红肿。后来父亲自己做了一扇纱门,点上蚊香,便照样可以在这艰苦中夜复一夜。

父亲一直都是手工的行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他玩转摄影器材,无线电,各种植物盆栽,还有稍晚些时候的摩托车。1979年,他独自动手,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轰动全厂。这种能力在我看来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也是一种温和的激情,能够带给身边的人好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人群中被注目的焦点。在徐航镇,父亲用微弱的激情筑起的这扇纱门令我感慨万千,门里是老去的父亲和他年轻时的光荣,门外是新的世界,新世界的空气丝丝缕缕地从纱孔中渗进来。父亲,你当时躺在单人床上,心里想着什么呢?

八月初我被录取,父亲和我一同返回江西摆酒,便辞去了这份为期一个月出头的工作。这期间经历的种种,他绝口未提只字,我全是多年后从母亲口中得知。我问父亲,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那个夏天热得不得了。”

十年「七」

就在我们准备动身返回江西之际,变故再起。而这次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1994年的房改,那一年国有房屋开放了私有产权化的大门,外婆常年居住的这套位于四平路的高层公寓始建于70年代末,由同济大学设计,听说是上海的第一栋高层建筑,在当时可以勉强算是豪宅。过户那天,阿姨建议高血压的外婆在家休息,由她代劳即可,外婆也不作他想,高高兴兴地把一万多元,印章和证件交给阿姨。后来在交易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总而言之,据外婆声称的,几年后当她有一天整理衣柜的时候,忽然发现产权证上的名字竟然不是自己。并且,后来她又在阿姨和姨夫的家庭户口簿上找到一增补条目:在本市他处有房,房屋地址正是外婆家。

母亲没能走成。外婆一再要求母亲留下来帮忙拿回房屋产权。对此,母亲有自己的顾虑。她很担心这样会令人产生“大姐一回上海,就开始生事”的印象;再者那时我刚考上复旦,理应阖家庆祝。于是外婆便又去做我父亲的工作,总之最后我和父亲回到江西,母亲尽管内心充满矛盾,还是独自留下,介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官司——协助自己的母亲起诉自己的妹妹。

在三妹的介绍下,她和外婆先是去了宝山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去之前在家乐福买了两三百元的礼物。宝山那时候真是山高路远,当二人终于到达律师办公室,对方却说办不了这个案子,具体的原因如今已经难以记起。母亲无奈,又辗转找了在江西的同事的上海亲戚,终于又联系上一家律所,在天潼路的上海家化大楼里。第一次母亲独自前往,和律师打个照面,第二次才带上外婆,由老人亲自陈述。简单了解情况后,律师说:这个案子从买房到现在已经超过两年的追溯时效。外婆的解释是,自己当时并不知情,但从发现产权问题至今还未满两年,大概一年多。律师这才说可以受理,然后请外婆自己先写一份诉状。

这起官司的另一复杂之处是,要想翻案,需要阿姨和姨夫双方都到庭,但那时两人分居已久,对此律师认为难度颇高。好在最后阿姨写了一份同意买卖合同取消的申明,从而避免了需要夫妻共同出庭的局面。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调解,阿姨自然同意。讽刺的是,法院的审理费用,最终是由外婆替阿姨支付的。

这场家庭官司让母亲身心俱疲,几乎所有的奔波皆由母亲独自完成。就算只是为了写出符合法院要求的诉状,也找了很多人,还有就是反复去交易中心询问操作的可行性。我问母亲当时的感受,她的第一个词是累,第二个词是害怕。

打官司的另一代价则是潜在的工作机会。中秋节前后,有人介绍一份统计方面的工作给母亲,就在周家嘴路上班,母亲觉得挺好,通勤也方便。有一天,天气挺暖和,母亲吃好午饭,便坐公交车去了单位。对单位的情况初步了解后,母亲有点动心,但是又想到,如果工作了,家里的事情怎么办?刚开始上班,怎么能经常请假呢?想想暂时还是不能上班。于是回家,推掉了这个机会。

官司尘埃落定。母亲陪同外婆前往交易中心办理更名手续,在柜台外婆提出自己年事已高,不如写母亲的名字——这已不是她第一次这般要求了,但母亲对此断然拒绝。她说,官司的目的就是完璧归赵,而不是从一个女儿到另一个女儿。这个决定,为若干年后新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2001年9月12日,我已经回到上海,在去学校的公交车上,听到了发生在美国纽约的惨剧。同一天,杨浦区人民法院宣判案件双方同意民事调解。从此以后,阿姨对母亲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的我,对遥远的战事津津乐道,对身边的硝烟毫无知觉。

十年「六」

高考发榜后,我们全家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对我们那个年代的许多父母和孩子而言,高考以前的全部人生就是为了这三天而存在,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当夏天过去,每个人多少都变得有点轻松,对新生活的期待填满了我们的心,这是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我们买了车票,准备全家返回江西,和当地的亲朋好友庆祝。

只可惜,这样的轻松是如此地短暂。母亲已经开始在思量未来。以她当时的年纪和背景,要在上海谋求一份工作其实是有可能的,不过报纸上有大量招聘广告都刊载了电脑技能和年龄的限制。新世纪初的职场,电脑刚刚开始普及,这让她没有太大的信心。于是她便想,有没有可能自己做点小生意。

母亲和阿姨(她的妹妹)在董家渡看了面料,甚至还坐车去绍兴的柯桥考察过那个号称亚洲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因为害怕外婆担心,她们大清早就出发,以便当天往返。到了柯桥,发现当地价格竟然只有董家渡的20%,立即觉得这个市场应该可以做。不过问题是母亲并没有什么积蓄,每年往返上海或婺源(父亲的故乡)使得父母手头并不宽裕,而阿姨似乎也有自己的困难,总之这件事不了了之。

母亲不算是有魄力的人,自己做生意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能看出来她应该是有很大的压力。2001年,父母每月的工资加在一起是千把块,复旦一年的学杂费是七千多,我的生活费每个月是三四百。这样一来,家庭全部的收入只刚刚够我念书。年过半百的父母,不得不想办法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重新立足了。那个夏天,每天沉浸在小说里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得知这一切,已经太晚太晚。我无法知道,那个17岁的少年会如何面对这番局面,他会不会少打一局游戏,用来在电话中给父母多一句问候。会不会用有限的能力,去有限地担当家的责任。

也许他会的。我有点心疼他。

 

 

十年「五」

1994年对很多80后而言可能无甚特别,但这一年下半年的房改却造就了日后无数的家庭悲喜剧,也成为80后一代肩上的重担。在母亲家中,房改带来的伤痛甚至不逊于背井离乡的漫长春秋。

2001年的夏天,母亲已经在上海安排好了我高考的相关事宜。到了6月底,我们一家人又重新团聚在上海。那时候我们和许许多多外地来沪的家庭一样,无处可居,照理只能在考场附近寻觅某个僻静又方便的旅馆,好在外婆伸出援手,她将北面靠厨房的餐厅辟出来,作为自己和母亲的卧室,将南面的大卧室让给我和父亲。那时候,我的阿姨,也就是母亲的大妹,和她的女儿正暂居在外婆家中,一时间,狭小的公寓便显得十分拥挤,但那时候的我只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只觉得人丁兴旺,还有小表妹可以一起玩耍,再加上一门心思地复习迎考,以至于忽略了许多祥和之下的细节。

至今依然记得7月7日是那一年开考的日子,外婆拿出100元给了我的父母,让我们打车去考场。从我家所在的四平路到考场虽然都是杨浦区,但单程也需要40分钟左右,车资大概是30元。父母觉得太贵,所以我们每天只有去程打车,返程都是坐公交车,25路转79路,这两班车的线路好像到今天还没怎么变过。即使如此,打车的费用还是不够,因为每天中午我们都要返回外婆家用餐和休息,下午开考前再赶过去。我的考点是专门开放给外地回沪考生的,所以考场外的陪考家长格外多,关于这几天的记忆,我已经丢失得七七八八,但父母却如数家珍。

7月底成绩公布,和我自己估算的十分接近,更重要的是,达到了重点分数线,这也就意味着十余载寒窗终于到了金榜题名的关口。8月初,录取通知书开始发放,那一天我不在家中,当时的情景我是直到今天才听母亲提起。一大早,邮递员刚从电梯走出来,转入走廊,便在尽头高声喊道:“10室的大学通知书来了。”不知是不是要让全楼道的人都沾沾喜气。将通知书交给母亲和外婆后,那中年男性邮递员倒也有趣,就在原地不愿离去,却说:“拆开让我也看看是什么学校!”母亲依言,见到是复旦大学, 那邮递员高兴地说:“这是我今年送的第一个复旦大学哩!真替你们高兴!”外婆忙招呼人家进屋来坐,送上茶水和糖果,宾主皆大欢喜。

那时候我早已进入了假期模式,每天便泡在楼下的新华书店看各种小说,印象中森村诚一的证明三部曲就是在那个夏天读完的。到了吃饭时间,我推开新华书店的玻璃门往外走,一阵热风迎面吹来,我永远记得那种舒服的感觉。

母亲后来说,这是她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我反复地向她确认,是否还有其他的喜悦可与之媲美,但母亲十分坚决地说,在她的一生中,只有这一天。她说,真正的喜悦是没有一丁点儿杂质的,就像空气一样,满满的,轻盈的,透明的。这番话令我深深地悲伤,因为这便意味着在所有其余的日子里,母亲都没能够完全摆脱旧日的阴影。同样的,我也无法为这一成就感到骄傲,因为这是快乐的开始,也是快乐的终结。一朵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了,熄灭了,夜空回归了黑暗。

十年「四」

父亲和母亲在1960年代末还是两个世界的人。1968年,母亲接到上山下乡的指示,而父亲那时候在江西的一个小村庄里读书,忽然一天征兵登记到了他的学校,父亲便想方设法地改了自己的成分,从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也是他立志要走出农村的第一步。我感觉到父亲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这一点和我的母亲恰恰相反。

在军队,父亲得到赏识,成为了一名军医,后被派往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进修。这是1970年代初,一个农村的孩子去了上海,而一个上海的孩子去了农村,他们并不曾料到十余年后的殊途同归。不过父亲在上海的时间非常有限,由于家庭的海外关系,他不得不退伍,被分配到了南昌的医院工作。之后他辗转回到家乡,又通过关系进入了江西工学院(后来与江西大学合并成为现在的南昌大学),完成了农、兵、医、工的连续转换,最后进入和我母亲相同的工厂干起了工程。

在江西的这间工厂中,母亲度过了人生中最孤独的岁月。因为成分不好,她只能低头做人,同事们和她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过年是她最害怕的日子,在这个阖家团聚的日子,她没法买到回上海的车票。那时候回上海只有一班火车,江西的知青又那么多。在冷清的食堂里吃年夜饭的滋味,后来我也尝试过,用凄凉来形容应该毫不过分。1977年,高考终于恢复,母亲充满希望地去报了名,她始终没有放下对校园和知识的眷恋,但因为成分问题再一次倒在了起跑线上。紧接着的1978年,知青返沪政策出台,母亲因为自卑而放弃了尝试的努力。十几年,一个骄傲开朗的少女一步一步独自走向自卑的黑暗深谷中。这段经历对母亲的影响贯穿了她今后的人生,直至今日。这片阴影对我的影响,现在看来,也是举足轻重的。

时间到了2001年,这是母亲在江西的第三十二年,正与我活在世上的时间相当。2001年母亲为了我回沪高考事宜,先期返回上海,却不曾想到,更加令她悲伤和愤怒的巨大坎坷正在不远的前方虎视眈眈。当我如今轻描淡写地叙述若干个过往的十年,心中不由得感叹,每一双命运的手都布满了一个时代的纹路。而在这每一条纹路之上,都撒满了千千万万个母亲一般无奈又无辜的凡人泪。

十年「三」

1966年的这个夏天,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仿佛一则超现实寓言的首个自然段,充满了费解。尽管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那时候还是照常上学,看书,放学,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变,还有一些不确定,没准只是个谣传——母亲心里甚至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夏天又让她有另一种感觉,就是很安静,太安静了,空气里没有任何的波动。静得异常可怕,就像一个时间凝滞住的夏天的午后,而暴风雨就要来了,又或者一个无声的梦即将醒来。课堂上少了些管束,气氛松松散散。然后,到了放假前,大字报开始出现在学校。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东西,初中生哪里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很多人觉得大概是开一个会,然后结束了就可以继续上课。总之,隐约的不安,莫名的困惑,密密麻麻地交织着闯进了生活。

不久之后,有些同学得到了红袖章,有些同学没有。母亲属于后者,心里暗自狐疑,小伙伴们之间难道有什么区别吗?不管有没有区别,在礼堂举行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师大会上,这些往后走向完全不同人生的年轻面庞汇聚在一起,小小的拳头和高亢的声音充斥着会场。

距离放假越来越近了,同学们每天要在操场上跳忠字舞,这个固定活动持续了没多久,暑假就来了。和以往不同,这是一个不知不觉到来的假期,因为没有人通知去学校,索性就待在家里了。

成绩优秀的母亲还在盼望着开学呢,她有时会沿着学校的围墙悄悄地溜进去看看情况,然后就看到露天的板报栏贴满了大字报,工字形的走廊上也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的阵势。传言四起,说校长和老师都关起来了,有的跳楼了。不安和疑惑的情绪又多了几分惊恐,但此时母亲依然觉得这不过是成人世界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就这样去了几次学校之后,始终没有听到开学的消息,同学之间相互打听也是如此。

1967年是恍恍惚惚地过来的,到了1968年下半年,母亲突然接到通知,和一批学生们去学校。到了学校老师说:现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毛主席的号召,需要积极地参加。当时的目的地包括江西、云南、贵州、安徽、黑龙江和吉林六个地方,其中黑龙江是军垦农场(有工资),其他地方都是插队落户(挣工分)。1969年2月,正式通知来了,凭通知可以购买解放鞋一双,解放水壶一只,绒毛衣裤一套,棉毯一张,帐子一顶,这便是花季少年闯荡未来的基本行头。母亲又准备了两个大编织袋,装上棉絮和四季的衣服,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她记得有一天病在家中,好像发烧了,心里满满的难过和害怕,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女孩,如今突然要去遥远和陌生的山区,不知道要面对什么,这未知的巨变无形地重压在心口,父母是无法依靠的了,如果不是还有妹妹和若干同学一起,真不知如何背负这沉重的压力。在新的时代,有时异国也难称遥远,但那时的永诀却简单得多。

1969年3月2日,是母亲终身难忘的一天。那天中午,她登上了去南方的火车。在火车站,送别的人达到的拥挤程度令母亲深深震撼,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那些脸上写满离愁的亲友,大部分根本来不到车窗外,贴着窗户说一声再见。母亲记得南京路的外婆临行送了一包话梅,一件棉大衣。外婆说车上喝不上水,含话梅可以止渴。外婆说山区冷,要多穿一件衣服。然而,这些关怀终究装不进日后的行囊。在汽笛声中,两代人的生活被掀开了新的一页。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并且定格,那一天的车站一定是全城最温暖又忧伤的地方。

「专栏」纯棉生活2014年12月

由于杂志运营策略改变,今后本刊停发,所以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期纯棉生活。后会有期。

阅读越奢侈

文/吴非

我居住在上海,每天都搭乘地铁往返于公司和家。地铁上总是人满为患,你可以把他们分为两类,看书的和不看书的,而毫无疑问前者是稀有动物。在我印象中,2006年左右的情况不是这样。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乔布斯还没有改变世界,亚马逊的书依然写在纸上,两年以及更久之后,微博和微信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所以,那时候的我们在地铁上有其他的事儿可干,比如拿窗户照镜子,看美女,和身边的朋友聊天,或者读书看报。然而,移动互联网的春风改变了一切。不,这阵风充其量只是一种天气,真正悄然变化、并足以称之为气候的,是别的东西。

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的世界让我们明白人生有各种不同的活法,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早已经成为历史,于是人们变得更加关注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既不能够把快乐寄托于某种特定的信念,也无法通过某种制度去分担我们的忧愁。追寻更即时的反馈,成为个体感受需求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碎片化的生活与消费主义的兴起则进一步让这种特征变得难以撼动了。

我们谈论人生和理想,或者读书和写作,这些困扰我们一生的命题,如今与时代格格不入,正如一道置于陋器中的珍馐想必是难以激起食欲的。我们更关心一支烟的时间里,是否有一首歌令你泪流满面,一场戏的时间里,男女主角有没有破镜重圆。如果一种快乐,不能够让你的心情立刻飞翔,那就不是一种好的快乐,很多人大概是这么想的吧。

阅读偏偏是一种缓释的情感,它矗立在云端,或者沉没在海底,总而言之,它在长路的尽头,充当着时代的看客。它意兴阑珊的表情,和我们捧起又放下一本本书时简直一模一样。想起尼采说,当你窥视深渊时,深渊也在窥视着你。隐隐有些心寒。

作为书界的一道风景,独立书店自然也活得愈来愈辛苦。在美国,这一阅读者的心灵家园自新千年以来大幅减少。前几年,我曾经拜访过上海的1984 Bookstore,位于湖南路的一户民宅之中。这里卖书,也卖咖啡和点心。老板以前在广告公司工作,后来做了这个书店。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他告诉我,拥有这样一间书店,其实没有赚到什么钱,只是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过几年也许做不下去就关门了。我说,我也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小店,卖书也卖咖啡,他很严肃地问我,你是想要一种情怀还是想要一间赢利的书店呢?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比如时间。也有很多用时间也换不到的东西,比如正在逝去的青春,纯真不再的感情以及,深渊中凝视着我们的阅读。